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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社会放权还需启动配套改革

2019年06月14日 栏目:科技

向社会放权还需启动配套改革本报 马广志 北京报道3月10日,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台,其中一项是进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,这也被

向社会放权还需启动配套改革

本报 马广志 北京报道

3月10日,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台,其中一项是进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,这也被视为本次改革的亮点之一。

该方案确定了“建立健全统一登记、各司其职、协调配合、分级负责、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”的总体改革方向。改革后,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、科技类、公益慈善类、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,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,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。

“社会组织发展的大门已经打开,这对于社会组织改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”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。他同时强调,放权不等于放任,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,还应该实施配套改革,千万不要顾此失彼,造成新的社会矛盾。

社会组织建设

春天来临

《华夏时报》:此次放开登记制度意味着什么?

王振耀:向社会放权,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革。经过这些年的经济改革,我国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。但是,如何进行社会改革,社会共识却还远远没有达成,因为对于社会组织及其服务功能,大家还缺乏认识,很不熟悉。

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确定向社会放权,放开登记制度是重要的标志性事件。因为,向社会放权,客观上主要是向社会组织放权,是要强化社会组织的功能,是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来调整社会建设的基本结构和布局,这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基本定位。

这里面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公益慈善类组织的开放登记,慈善的本质是社会的、是平民的,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强大,通过公民公益的持续发酵,公民社会会悄然形成。

《华夏时报》:放宽社会组织登记为什么能够实现?

王振耀:从根本上说,这是社会力量推动的结果。正如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说明会上的解释的那样,即使在“成立社会组织的门槛过高”的情况下,“社会组织未经登记开展活动较为普遍”,现在来看,这些社会组织的工作卓有成效,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。

在过去,一个社会组织没有主管单位就不可能登记注册,许多企业家要做好事,比如捐款、建立基金会,也得到处走后门、拉关系、找主管单位,这样双重管理体制不改革怎么行?现在,社会组织登记时不需再寻找主管单位,意味着社会组织可以作为独立法人,如同商业机构一样开展业务了,而且这也为社会组织的独立运作提供了政策和体制保障。可以预见,未来到民政部门注册的相关社会组织会越来越多。

《华夏时报》:这是否也意味着会对社会组织的功能进行重新评价?

王振耀:近年来,我国的现代慈善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,但也遇到了很多的障碍,主要的就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公益慈善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要素,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功能。现在提向社会组织放权,说明社会组织的意义越来越突出,认识到了社会组织的基本社会功能是提供多样性的社会服务,这是很大的转变。而且,这次还提到“社会生产力”的意义,过去只提“生产力”,这说明社会建设终于开始了。

更有意义的是,国务院强调: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,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,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、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;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,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。这一政策方向,把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定位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,更具有巨大的政治与社会意义。

应该说,十八大以来,短短的一个时期,人们已经感受到社会改革的诸多推进。这次机构改革,更是标志着中国社会改革的大幕已经全面拉开,社会组织的建设将迎来的不仅仅是春天,可能更是如火如荼发展的夏天。

放宽登记不等于放开监管

《华夏时报》:如何对待社会组织的登记曾长期是个“老大难”,不是“一管就死”,就是“一放就乱”。向社会放权后是否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呢?

王振耀:不会。说实话,在双重管理体制下,很多主管单位都没有当好“婆婆”,不是疏于管理,就是以此谋利,以致社会组织发展缓慢,有的甚至还出现性质畸变。

现在情况不同了,经济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社会问题越来越多,越来越复杂,比如说,像老年护理、儿童照料、残疾人的社会服务等类似问题日益突出,这种社会服务的需求量太大了,天天成倍地增长,但现在社会却根本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服务。

这种情况下,政府不可能继续同比例放大,必须改变原来“包办一切”的治理模式,发展社会自治。社会微观管理层面实现由政府管理到政府与公民共管是大势所趋,但这有个前提,即政府退出的领域必须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接盘。此次放开四类社会组织登记就是这种内在需求的改革,不会再出现“一放就乱”的情况。

而且,放宽登记不等于也放开监管了,方案里就提到,民政部门要依法加强登记审查。而且,放宽登记也不是没有门槛了,还是要满足一些必要条件的,比如固定的活动场所、一定的经费支撑等等。

《华夏时报》:对一个社会组织来说,比身份更重要的,应该是获得稳定的生存资源。那么,社会组织要想生存下去,并且生活得更好,还需要那些政府的扶持?

王振耀:这有三个方面。一是要重新组织制定法律、规则,比如为什么一定要规定公募的必须达到70%,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高,政府为什么一定要定这些行政成本?实际上这些标准都捆着民间组织的发展。

其次,税收优惠要进一步的提升,民间组织本来就是公益的,怎么能跟企业一样要缴25%的所得税,特别是慈善基金会的投资收益也要收税,这在世界各国都要免税的,我们为什么不能免?这就需要来深入讨论。另外,股权捐赠我们可不可以免税,如何免税?现实中,大慈善家捐赠还存在障碍,有的捐几十亿元就要缴几亿元的税,有的要捐近百亿元就有可能缴十几亿元的税。这些税收优惠问题不解决,社会组织特别是公益慈善组织是很难健康成长的。

第三,政府投入要增加,现在社会组织所做的养老、儿童、残疾人等大量社会服务,其主体应该是政府。社会组织承担起这种政府服务的功能和,你能给社会组织提供多少财政支持?从全世界来看,社会组织50%-60%以上的服务经费都是由政府来付的,在香港,港府每年的财政综合援助资金大体为400亿港元,其中有100多亿港元就是直接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。香港有700多万人,按这个比例,内地应该投入多少财政资金呢?现在中央财政仅仅投入2亿元的彩票款,恐怕还是刚刚起步!所以我们有巨大的空间要提升,这样社会组织才能更好地健全社会服务,也能承担更多的。

可能有人认为,放开社会组织建设,政府就不必投入了,政府就可以减少财政负担了,这是不对的。其实,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未来的社会服务项目,政府承担相当大的资金保障,社会组织则提供多项具体的社会服务,这个大的格局,也需要确定下来。

《华夏时报》:社会组织存在的目的是独立地提供服务,自主地展开监督,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环境的正常化与优化。登记容易后,因为大环境不会骤然更新,社会组织是否会面临更大的挑战?

王振耀:向社会放权,社会组织将迎来大发展,这就要比专业了,也意味着挑战开始了。在当下,人们还相当不熟悉现代社会的诸多要素。仅以公益慈善领域为例,人们对于现代慈善与商业的关系、现代慈善与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组织和职业的关系等,认识并不是十分清楚,有时还是老观念,还是小额捐赠时期形成的理念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,社会改革要做的事情还很多。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传统的改革方式上,那就有可能出现“轰轰烈烈、原地踏步”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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